拍品名称：

董其昌 行书临《兰亭序》 手卷

图录号：

0091

年代：

--

艺术家：

董其昌

材质：

水墨绢本

作品分类：

尺寸：

书法26.5×925cm；题跋26×10cm

估价：

开通VIP查看价格

成交价：

RMB：开通VIP查看价格

HK：0
USD：0 GBP： EUR：0

拍卖公司：

北京保利

拍卖会名称：

北京保利拍卖2023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艺林藻鉴—古代书画

拍卖时间：

备注：

声 明：

题签：董太史行草兰亭序真迹神品。庚寅夏日装，笠汀题签。钤印：笠艇题识：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兰亭叙》以行款为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迹，割截成袖珍帖，乃知续鳬截鹤，皆不为害。董其昌书于铁甕城舟次，甲寅中秋。钤印：董其昌印、太史氏（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董其昌》第1304页，第18印）鉴藏印：思芹、新建裘氏珍藏、叔旦氏、即山珍藏题跋：此卷书于甲寅，是为万历四十二年，又二十一年崇祯八年乙亥文敏卒，书此卷时已逾六十矣。光绪己丑，先光禄得于上海。辛巳仲冬，心钊记，是年七十二。香光此行楷乃经意学米颠，非寻常酬应之笔。钤印：怀西翰墨 说明：1.裘思芹、即山、龚心钊旧藏。裘思芹，乾隆间任归安知县。乾隆元年曾荐举金农博学鸿词科，入都应试。2.即山或为释光鹫，字即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高僧，擅书画。3.龚心钊（1870-1949），字怀希、怀西，号仲勉，安徽合肥人，为明末清初龚鼎孳后人，家富收藏。19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年间出使英、法等国，清末出任加拿大总领事。平生笃好文物，收藏既多，复潜心研究。1960年，龚心钊后人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之文物，达500余件。其昌聊发少年狂 走笔兰亭换新装—长卷本董其昌《临兰亭序》浅析董其昌临写“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应不为少数，但存世并不多见，有专家认为，已经发现的四件传世董其昌临《兰亭序》分别为台北故宫所藏的册页、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从未发表过的无年款的绢本手卷，香港某私人藏年款为1636年的纸本手卷，以及一件1989年由拍卖公司拍卖的无年款册页，其间真伪优劣亦有定论。本卷长卷本董其昌临《兰亭序》绢本手卷，为第五本存世董其昌临《兰亭序》，它无论是对“兰亭”文化，或是对研究董其昌书法艺术创作，甚至是对董其昌的思想研究都有极为深远的价值和意义。简说《兰亭序》传本中国书法史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被奉为千百年圭臬，历代学书人临写范本的晋代王羲之《兰亭序》，被后世尊奉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称谓，每个时代也有不同。南宋桑世昌《兰亭考》记载：“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阳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古今雅俗俱称兰亭，至（宋）高宗所御宸翰题日禊帖”。当然这是宋代以及之前的称呼，之后至今，也有人将兰亭序写作兰亭叙。据唐代刘䬴、何延之等人的文记中都说，王羲之真迹《兰亭序》殉葬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之中，世间无存，所以，目前传世的《兰亭序》主要有墨迹本和刻本两个系统。墨迹本包括响拓本和临摹本，它们都是力求复制原作的效果。因为古代没有在影印技术，复制的方法在唐代是响搨，即双勾填墨，也就是摹本。这种方法优点是比较接近原帖，但艺术技术要求严格，特别是费时费工，一次只能复制一件。“唐太宗喜爱《兰亭序》，曾命供奉搨书人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还有汤普彻等摹塌若干本分赐太子、王公大臣”。另外一种复制的方法是临写，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刘秦妹等都有临本。宋人的记载又增加了智水、陆柬之等临本。王连起先生指出：“唐以后人的临摹本因不被认为是源头出处，所以多不作绍介。摹临本中，宋以后多归为褚遂良名下，也有少数归为冯承素摹本或虞世南摹”。石刻本有两类：一类是最具代表性的欧阳询“定武本”刻本系统。唐太宗命欧阳询临摹《兰亭序》，将其刻石于学士院，墨拓赐近臣。五代时期后梁移石汴都。辽耶律德光破后晋，携此石北去，德光中途病死，刻石弃于杀虎林。宋庆历年间，此碑被发现，置于定州。唐代时定州置义武军，宋代因避太宗赵光义讳，改义武为定武，故此石刻被称为《定武本兰亭》。《定武本兰亭》又有5字损本与不损本之别。宋代以来《兰亭序》刻本众多，论者多以欧摹定武本为正宗。另外一类是如“开皇本”、“薛刻兰亭”、“颍上兰亭”等其他《兰亭》拓本。开皇本《兰亭序》也有两个版本，即“开皇十三年本”和“开皇十八年本”。前人谓开皇本《兰亭》为《兰亭序》刻本之祖，也有人因为两种刻本均未见于宋人著录，疑是伪造。此处不再赘述。王连起先生举例了存世兰亭重要传本：一、摹（临）本1.冯承素本（神龙本、唐摹本）2.虞世南本（天历本、张金界奴本）3.禇遂良本4.黄绢领字从山本5.陆继善摹本6.陈鉴本7.赵孟頫临本8.俞和临本 附赵孟頫临褚遂良摹禊帖二、刻本（一）定武兰亭系统（五字不损本和五字损本）1.吴炳本2.落水兰亭（包括清内府翻刻本与壮陶阁本）3.独孤本和兰亭十三跋4.定武兰亭真本5.南宋御府本6.春草堂本7、明以后出现的定武系统本：①王晓本 ②东阳本 ③国学本 ④上党本8.玉枕兰亭（二）其他兰亭拓本1.薛刻兰亭2.开皇兰亭3.南宋领字从山御府本（游相兰亭甲之二）4.南宋御府缺字本（游相兰亭甲之五）5.颍上兰亭6.张澂本7.郁冈斋本8.快雪堂本9.渤海藏真本《兰亭序》传本是多种多样的，也是比较复杂的。徐邦达先生仅仅举例了唐摹本《兰亭序》，就可以窥见这个复杂多样性。他认为：“（《兰亭序》）这些唐代的勾摹本，后来又被人辗转传摹，化身千百，到今天已经不易鉴别哪些是第一代“子孙”，哪些又是远支云礽了。后世鉴藏者收到一件古代摹本，总喜欢向高、向上配合，其实大都是捕风捉影，查无实据的”。又举例说：“自明末以来鉴藏著录之家，都一致题为冯氏摹本（冯承素本），无非是想借重声名，以抬高自己的宝藏品身价而已。我们可以不必置信”。但徐先生讲的这些都是《兰亭序》版本传承的复杂性，而《兰亭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更甚为图腾崇拜，已经不是单纯的论证真伪优劣那么简单了。所以，王连起先生在《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中对于《兰亭序》的认识表达得更加具体和深化：“今天讲关于兰亭的问题，是出于以下的几个考虑：一、兰亭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右军书是魏晋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右军书是魏晋新体，这一点，晋唐直至赵孟頫以至于清中期，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晚清至今，则不这么认识了。这里有误解、无知和有目的的曲解，是必须讲的。二、《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书中的特殊地位。三、兰亭问题已经成了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一个文化体系。四、兰亭传本最多，问题也最多。最后，就是有必要谈谈当年的兰亭论辩，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即便是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博物馆专业人员，有很多人业已不知道那个论辩的起因与是非曲直、发起者背后的真正意图，而把它当作一场百家争鸣般的学术争论了”。王连起先生讲的五个点都涉及了“兰亭”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具有从古至今的民族意义和深刻内涵，是构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部分。董其昌和《兰亭序》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内府奉敕汇集有关“兰亭”的八种墨迹，即：一、虞世南摹本《兰亭序》，二、褚遂良摹本《兰亭序》，三、冯承素摹本《兰亭序》，四、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孙绰《后序》，五、清内府勾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六、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七、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八、清高宗乾隆皇帝所临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同刻于石柱上，称之谓“兰亭八柱”。原贮北京西郊圆明园坐石临流亭，今移立于北京中山公园内。原迹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兰亭八柱”中的六帖和董其昌有关。其中两件曾经董其昌鉴藏（八柱第一、第四）；两件和董其昌刻《戏鸿堂法书》所刻柳公权《兰亭诗》有关（八柱第五，内府钩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第六，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阙笔）；一件是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八柱第七）；最后一件是乾隆临董的临柳公权卷子（八柱第八，御临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但事实上，另外两件，即“八柱”第二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和“八柱”第三冯承素摹本《兰亭序》，在理论上讲，董其昌一定见过它们，因为它们曾被项元汴收藏，董其昌34岁之时就已经“永日忘疲”赏鉴项元汴所藏书画，曾在项的陪同下花了许多时间观赏研究项的收藏（董曾宣称他看过项的全部书法收藏），而且他和项元汴的几个儿子（其中有些继承了父亲的收藏）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皇家如此重视和董其昌有关系的《兰亭》，说明了董其昌和《兰亭序》有着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上海大学的陈一梅教授在《董其昌与〈兰亭序〉》一文中指出，董其昌对《兰亭序》的收藏十分热衷，文献记载和实物流传至今的董其昌收藏的传世《兰亭》主要版本有“怀仁集字本”、“虞世南本”、“褚遂良本”和“开皇本”；经董其昌鉴赏、经眼的《兰亭序》拓本，较之于他自己收藏，数量应当更多。他主要鉴赏题跋过的版本，除了他自家的收藏外，还有“颍上本”和“独孤本”。李慧闻在《董其昌所见所评唐临摹本〈兰亭序〉及其1618年赠人的一本〈兰亭〉：关于鉴定学的一项个案研究》中论及：“张丑（1577-1643）在《真迹日录》中著录了一件题为《书载记略》的董其昌书法。在这件作品中，董其昌云：‘米元章有《宝章待访录》，列亲见与所闻者法书名画为二等。今做其略。’董其昌仿米芾将其生平所见或所藏重要的书法作品一一列出，并附以简短的评语。在这件署款‘丁卯（1627）四月望书，其昌’的书作上，董其昌谈到了数件《兰亭序》，爰录其文如下：《兰亭序》禇河南临，白澄心堂纸，米元章跋，在海宁陈家。缺三行。（一）又《兰亭》禇临墨迹绢本，王弇州家藏。后归新都汪太学。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广陵。（二）《兰亭》唐标第七本，绢素奕奕，无题跋。亦似褚笔。今在新都王氏书画舫。（三）《兰亭》白麻本，张金界奴进真迹，在余家。今为茅元仪将军所藏。其细君名宛（杨宛）者日临石刻《兰亭》，故以归之。（四）《兰亭》石刻有《隋开皇本》，在唐太宗命萧翼取之辩才摹刻传世者之前。余家有之。今归京师友人。此外《定武本》不胜记。（五）董其昌一生所见《兰亭序》版本众多，有各种摹本与拓本，即使定武本《兰亭序》都已经多得“不胜记”。他这里所记的是比较珍贵稀见，也是自己最爱的五个本子，除了开皇本《兰亭》是石刻外，另四本都是临摹本。这一年，天启七年（1627）丁卯，董其昌已经七十三岁，他所记的《兰亭序》也主要涉及到了褚摹本、定武本、开皇本三个体系。在上述五个传世的《兰亭》版本中，关键词指向了“褚临”，即褚遂良临本，其中按照董其昌排序，前三名的三个本子皆为褚遂良临本或者是“似褚笔”。为什么董其昌会如此热心、衷情地褚遂良临本呢？李慧闻认为：“答案很简单：如果一件唐临摹本不是出于褚遂良之手，对董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其意义将会小得多”。陈继儒《妮古録》中的一段文字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兰亭帖》自唐以后分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为唐临本；其一出于欧阳率更，是为《定武本》。“特别是董其昌对无名氏的作品向来不甚喜欢。就我所知，至今我们还找不到一件可以确认为是真迹的董其昌题跋不是题在不是名家（或传名家）的作品上的（这一事实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很多名头完全就是董其昌本人套在那些经他题跋的作品上的）”。例如，在上文中董其昌《书载记略》中谈到的第四本《兰亭》（现为“兰亭八柱”第一，虞世南摹本《兰亭序》），“白麻本，张金界奴进真迹，在余家”。在董其昌收藏之初，亦是将其定为褚遂良临本。《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明董其昌临兰亭叙一册》（贮乾清宫）记载了董其昌临《兰亭叙》的三次题跋：第一跋：“万历戊申（1608）元正之四日，临家藏唐摹《禊帖》于瑞环楼。董其昌”。第二跋仅是来解释瑞环楼的：“瑞环，除夕所购绀青尺玉，雕两方圭，中为双月，以环连之，寻不可绝，以为书镇云”。十九个月后，即己酉中秋（1609），董其昌长跋：“唐褚河南临《禊帖》，白麻墨迹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历之宝’及‘宣（和）’、‘政（和）’、‘绍兴’诸小壐，宋景濂（宋濂）小楷题跋。吾乡张东海先生（张弼，1425-1487）观于曹泾杨氏之衍泽楼，盖云间世家所藏也。笔法飞舞，神采奕奕，可想见右军真本风流，实为希世之宝。余得之吴太学（吴廷），每以胜日展玩，辄为心开。至于手临，不一二卷止矣，若其难舍也！昔章子厚（章惇，哲宗朝官尚书左仆射）日临《兰亭》一卷，东坡闻之，以为‘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东坡学书宗旨如此。赵文敏临《禊帖》最多，犹不至如宋人纷纷聚讼，直以笔胜口耳。所为善《易》者不谈《易》，信然。己酉（1609）中秋重题”。四年后，董其昌依然坚信，他手中的这卷《兰亭》出自禇遂良之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石渠宝笈》的编者以《论书》为题著录的一件董其昌书于1613年的书法得知。此作最后一段：“余家所藏名迹，以怀仁《圣教序》为致佳。其次褚临《楔帖》。”但当董其昌在1618年把这卷他认为的“褚摹兰亭”名义上赠给茅元仪而实际上送给了杨宛时，他的看法改变了。董其昌1618年在这一唐摹本上所作的题跋表现出一种和他平素为作品套大名头时那种轻率武断所不同的、极不寻常的谨慎：赵文敏得独孤长老《定武禊帖》，作十三跋；宋时尤延之（尤袤）诸公聚讼争辩，祇为此一片石耳。况唐人真迹墨本乎?此卷似永兴（虞世南）所临。曾入元文宗御府；假令文敏见之，又不知当若何欣赏也。久藏余斋中；今为（茅）止生所有，可谓得所归矣。戊午（1618）正月董其昌题。“此卷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很明显，董其昌此时已不再固执于将此卷定为褚遂良所书。虽然如此，在董其昌强大的自我认知系统中，褚摹兰亭仍然是占有极高的地位。董其昌临《褚遂良摹兰亭序》陈一梅认为：“现在最早见诸记载的董其昌临《兰亭序》，为1589年缩临兰亭，题为《定武禊帖》，原帖当为韩世能所藏褚摹本；最晚见于记载的临《兰亭》册，是崇祯二年（1629）己巳七十五岁，夏临《兰亭序》册。最晚见于记载的关于《兰亭序》的活动是崇祯八年（1635）乙亥八十一岁，中秋观旧临褚遂良摹《兰亭序》并题款云：‘乙亥仲秋观戊午岁临帖，其昌。’因此，我们可以说董氏一生都没有间断过对《兰亭序》临摹与关爱。”既然董其昌如此重视褚摹兰亭，那么其临写褚摹兰亭也应该是他最为得意也应该是他流传最多的，但事实是，或许是他临摹了多本褚摹兰亭，但是传世的董其昌临“褚摹兰亭”却是少见。世传董其昌临褚摹兰亭作品，除了上文中“瑞环楼临褚摹兰亭”外，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董其昌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临褚遂良兰亭序》，全称为《明董其昌临禇遂良兰亭叙一册》（与“瑞环楼本不同在于标明为‘临褚遂良’”），为《石渠宝笈》卷二十一著录，此年董其昌六十四岁。其款云：“戊午二月廿日褚摹《兰亭》真迹。董其昌。”而且，董其昌于崇祯八年（1635），八十一岁之时，中秋重观此临本并跋，又题云：“乙亥仲秋观戊午岁临帖，其昌。”在当时仅知有四件董其昌临《兰亭序》流传的情况下，此件作品曾普遍被认为是董其昌存世唯一临本真迹。李慧闻认为：“仅有四件传为董其昌临《兰亭序》存世，其中祇有一件现藏台北故宫的册页可以确认为董其昌的真迹。另外三件是列为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从未发表过的无年款的绢本手卷，香港某私人藏年款为1636年的纸本手卷（这件可断定为赝品），和一件1989年由拍卖公司拍卖，艺术水平平平、现藏者不详的无年款册页”。我们知道，董其昌“瑞环楼临褚摹兰亭”为“临家藏唐摹《禊帖》”，之后的董其昌将自己的看法推翻，改称此“唐摹《禊帖》”为“此卷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即“兰亭八柱”第一），所以“瑞环楼临褚摹兰亭”或可称之为“瑞环楼临虞摹兰亭”。那么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1618年董其昌《明董其昌临褚遂良兰亭序一册》是临写的哪一本“褚摹兰亭”呢？它似乎指向了北京故宫的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兰亭八柱”第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这本1618年《明董其昌临褚遂良兰亭序一册》后页，董其昌还钞録了五个题跋，第一跋仅一行，为小字。跋云：“天圣丙寅（1026）年正月十五日重装。”第二跋为范仲淹（989-1052）的无纪年短跋：“才翁（苏舜元，1006-1054）东斋所藏图书，尝尽览焉。高平范仲淹题。”第三跋更短，作跋者为王尧臣（1001-1056）：“皇佑己丑（1049）四月，太原王尧臣观。”第四跋为米芾所书，也很短：“元佑戊辰（1088）二月获于才翁之子洎，字及之，米黻记。”最后一跋很长，共二百三十六字，也为米芾所书。跋文主要部分如下：右米姓秘玩，天下《兰亭》本第一。唐太宗获此书，命起居郎褚遂良检校，冯承素、韩道政、赵模、诸葛贞、汤普澈之流，模赐王公贵人。著于张彦远《法书要録》。此轴在苏氏，题为褚遂良模，观其意易改误数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笔；余字勾填，咸清润有秀气，转折毫芒备尽，与真无异，非深知书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为定……壬午[1102]闰六月九日，大江济川亭舣宝晋斋艎，对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风销暑重装。米芾平生真赏。最后，董在其临本后署款：“戊午（1618）二月廿日临禇摹《兰亭》真迹。董其昌。”今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兰亭八柱帖》中的第二本（《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卷后，有五个短跋，其中四个和董其昌在1618年台北故宫所藏这本《临褚遂良兰亭序》中曾钞録内容相同。但这四个题跋之前，在另外一张纸上，有米芾诗一首，而且这卷的第五个题跋很短：“简池刘泾（1043?-1100?）巨济曾观。”以逻辑来讲，如果是董其昌临摹此本，他应该按照这卷之后的题跋顺序和内容全部钞録，但并没有。翁方纲认为，此卷褚摹《兰亭序》正文为米芾所书，五个题跋则从米芾所得于苏耆家藏之“苏氏第二本”移配于米诗之后。徐邦达先生不同意翁方纲将此卷《兰亭》定为米芾所书，尽管他仍认为此卷为北宋年间所作，而且米芾的诗是真迹。并且，徐邦达先生认为五个短跋都是伪造的，其中有三个跋看来出自一人之手。他认为，这五个跋至多是“苏氏第二本”原跋的临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一本曾由陈鉴藏的《兰亭》（见上文王连起先生所列“兰亭摹本”6）。上面除了一些明代的题跋外（其中一个为陈鉴自己所跋），有两个早期的题跋。另有米芾题跋的文本祇有二百一十二字：右米姓秘玩，天下法书第一。唐太宗既获此书，使冯承素、韩道政、赵模、诸葛贞之流，模赐王公。褚遂良时为起居郎，盖检校而已。此轴在苏氏，命为褚模。观意易改误数字，真是禇笔落笔直书，余皆双勾，清润有秀气，转折芒锷备尽，与真无异，非知书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为定……元佑戊辰（1088）获此书，崇宁壬午（1102）六月，大江济川亭舟对紫金避暑手装。米芾。这也不同于董其昌1618年《临褚遂良兰亭序》后所录米芾之跋。所以，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兰亭八柱”第二《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和陈鉴藏的《兰亭》都不是董其昌1618年《明董其昌临褚遂良兰亭序一册》所临的范本，因为这两卷（兰亭）都与董其昌在《临褚遂良兰亭序》后钞録的四个短跋和米芾的长跋不一致。在十七世纪初，还存在着一件和《明董其昌临褚遂良兰亭序一册》相吻合的书法，而这件法书作品现在以两种拓本的形式存世。第一种拓本收在董其昌的朋友王肯堂（王肯堂与董其昌于1589年同入翰林院）1611年刻的丛帖《郁冈斋墨妙》中。在这一拓本《兰亭》（见上文王连起先生所列“其他兰亭拓本”7）后，有七个题跋，包括苏耆、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的四个短跋以及米芾二百三十六字的长跋，这五个跋和董其昌1618年的《明董其昌临褚遂良兰亭序一册》后钞録的五个跋完全相同。此五跋后有米友仁跋和张澂题跋。另一本和董临本吻合的《兰亭》收在董其昌一位年轻的朋友陈甫伸（1588-1671，海宁人）1630年后所刻的《渤海藏真帖》卷二中（见上文王连起先生所列“其他兰亭拓本”9）。陈甫伸是1621年的天启元年举人，官至上江督道，这本《兰亭》祇有六个题跋：四个短跋和米芾二百三十六字长跋，及米友仁一个较短跋：“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十二日，臣米友仁审定恭题。”不见张澄题跋。这两本《兰亭》（以下简称为“郁冈斋拓本”和“渤海藏拓本”）的两者书法是相同的。但是，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形式上的明显不同：“渤海藏拓本”的每行仅一般《兰亭》每行高度的一半，因此，一般《兰亭》中的一行文字，在“渤海藏拓本”中却写成两行。题跋同样被截短重新排列。比如说，在“郁冈斋拓本”，范仲淹的跋为两行，但在“渤海藏拓本”中却是四行。“渤海藏拓本”另一奇特之处在于，在“峻”旁的“崇山”二字，有一竖划穿过，而在“郁冈斋拓本”和一般的《兰亭》本子中，即没有这一竖。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可以证明，明清两朝曾存在过和“郁冈斋本”相符合的墨迹本《兰亭）。但却有证据说明“郁冈斋溻本”本身是留传有绪的一个独立的拓本。据李慧闻的考证，“郁冈斋拓本”应为张澂刻本（（见上文王连起先生所列“其他兰亭拓本”6）的翻刻本。但董其昌1618年所临并非一拓本，他认为他所临的《兰亭》是“褚摹《兰亭》真迹”。也就是说，董其昌所临的范本不是“郁冈斋拓本”。那么，海宁陈甫伸刻《渤海藏真帖》中被我们称为“渤海藏拓本”的《兰亭》又如何呢?细审“渤海藏拓本”，我们发现，有三行《兰亭》的字迹不见了。遗失的三行文字为“……‖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标志着一行的起止）。“渤海藏拓本”在缺失三行这一点上和董其昌1627年《书载记略》所列所列五本《兰亭》中的第一本《兰亭》（即“海宁陈氏藏本”）是契合的。由于刻在海宁陈甫伸的《渤海藏真帖》，所以此卷极可能就在陈甫伸自己的收藏中。又因为“渤海藏拓本”所刻五个题跋与董其昌1618年临本中所钞録的所有五个题跋完全符合，可以推断，1618年董其昌所临就是“海宁陈氏藏本”，并且临书补齐缺失三行这部分。我们也基本上可以肯定，“渤海藏拓本”是根据“海宁陈氏藏本”刻石的拓本。徐邦达先生以其通常具有的细心，发现有两条材料可证明在十六世纪末有一极似“渤海藏拓本”的墨迹本存世。这两条材料均不同寻常地细致描述了这一墨迹本。其中一条材料在：孙鑛的《书画跋跋》中，其中明确指出，如同“渤海藏拓本”，这一墨迹本乃“半行”本《兰亭》（在中文中，它有时被称为袖珍本）：管子安臬副，购有褚摹《兰亭》真迹，余曾借观月余。乃是四箱方册。截一行作两行，每方四行。其凑搭处皆整齐完好，无毫发空缺。“崇山”二字挖嵌尤妙，浑然天成，即如原在“少长”字傍者。内“观宇宙”两幅失去，以墨刻补之，刻搨俱不甚工。末有“褚氏”印及“忠孝之家”钱印。后范文正、王文忠二跋，并元章跋、元晖鉴定跋，俱原系小方，无割裂……詹东图（詹景凤，1537-1600）极爱之，谓祇此米字可直百金。孙鑛明确指出，这一管子安所藏的册页（孙鑛在它处称之为“管本”），缺失有“观宇宙”的两页。这也正是“渤海藏塌本”缺失的部分。因此，徐邦达先生认为，由于“管本”“渤海藏扬本”同为“半行”本《兰亭》，而缺失的文本相同，它们应出于一个相同的本子。换言之，徐邦达先生认为，“渤海藏拓本”是根据管子安曾藏过的《兰亭》册页所刻的拓本。但是，既然上文中詹景凤对该册米芾跋“极爱之”，其《东图玄览编》也就有明确的记述：褚登善摹《兰亭》双钧廓填，无少纤毫渗漏，盖摹法之极精者。予过管督学稷子安，出以见示，始惊异以为真迹，细阅乃知为摹本。后有米元章跋，跋后数年，元章复见，复作小行书跋二百余字，又有范文正公跋。但字体酷似《圣教序》，与今所传刻本《兰亭》殊远，不识何也。其纸则非硬黄，亦非茧非麻，似而今毛边纸。盖曾经染桃花红色者，色虽以年久褪，而微红之迹尚在，亦未见唐摹有如此纸者。子安语予，此王新建伯安家藏物，其奴偶持来鬻，予以二金得之，岂不厚幸。值得注意的是，“管本”是书写在微红色的“今毛边纸”上。“管本”至少有两方印章，而“渤海藏拓本”却没有印章（至少刻帖时没有把印章刻出）。孙鑛描述“管本”的题跋没经改动，并未像《兰亭》文本那样一行被截成两行。但在“渤海藏扬本”中除了苏耆所题“天圣丙寅年正月十五日重装”因字小未被改动外，其他诸跋均被裁剪后重新排列。孙鑛说他曾借了这本册页一月有余，但并未指出跋文中有每行被改成两行的现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至少有两种褚摹米题的袖珍本《兰亭》，一为管子安所藏，詹景凤，孙鑛著录；另一为曾经董其昌收藏，后归于海宁陈氏，刻于《渤海藏真帖》者。“海宁陈氏藏本”即董其昌藏本，它是写在白澄心堂纸上的“半行”本《兰亭》，被定为褚遂良书；它有苏耆、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的四个短跋以及米芾二百三十六字的长跋，年款为“壬午闰六月九日”；它曾经米友仁审定，其《兰亭》文本缺少第七至第九这三行（有时被称为缺少“盛至盛三行”，原因是第七行始于“盛”字，第九行终于“盛”字）。1618年董其昌曾临此《兰亭》，九年后在《书载记略》中，董其昌将其列为他所见过的《兰亭》第一；当时这一《兰亭》在海宁陈甫伸家，陈后来将它刻入《渤海藏真帖》。众所周知的是，《兰亭》以及传本的固定格式都是二十八行、每行的起止均有定式，而且这一基本的式样已被书法家们所普遍接受的情况下，董其昌依然给“半行本”《兰亭》如此高的评价?“海宁陈氏藏本”不仅是“半行本”，而且是“领字从山本”，即第四行“崇山峻领”作“崇山峻岭”，鉴定家们对“领字从山”这一异常很感兴趣，以至翁方纲在《苏米斋兰亭考》中专门有一卷讨论这一类的《兰亭》，为什么董其昌会对一本有这许多奇异处的《兰亭》如此追奉？最重要的答案就在于“海宁陈氏藏本”上苏耆、范仲淹、王尧臣和米芾的四个短跋以及米芾“壬午闰六月九日”的二百三十六字的长跋。正是这些题跋使王世贞坚信张澂拓本所据原迹是“苏氏第二本”，亦即米芾1088年从苏洎处获得、并在《书史》中予以详细叙述的那一手卷。米芾《书史》于此本这样记载：苏耆家《兰亭》三本……第二本在藓舜元房，上有（苏）易简（957-995）子耆天圣岁跋。范文正（范仲淹）、王尧臣参政跋云：“才翁东斋书，尝尽览焉。”苏洎（米芾误为“治”），才翁子也。舆余友善，以王维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由于苏耆曾藏有三本《兰亭》，米芾从苏氏所得为其中之第二本，米芾所得这本后又被称为“苏氏第二本”。米芾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此卷在他手中时，有苏耆、范仲淹、王尧臣的跋。苏耆跋无名款，即董其昌《临褚遂良兰亭序》钞为“天圣丙寅年正月十五日重装”的那一短跋。因此，董其昌当时在见到这一墨迹时，一定也认为“海宁陈氏藏本”不是别的，而是所有（兰亭》中被最好地描述过的那本：“苏氏第二本”。至于这本上每行被一分为二，董其昌并不在乎，原因很简单，他认为这是米芾所为。1617年董其昌的侄孙董镐刻《书种堂续帖六卷》，卷一刻有董其昌《缩临兰亭叙二种》，董其昌跋为：又第二本。因书兰亭叙有脱误，再书一本正之，都不临帖，乃以势取之耳。甲寅（1614）三月三日，其昌……兰亭叙以行款为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迹割截成袖珍帖，乃知续凫截鹤皆不为害。玄宰。大意为：兰亭叙以行间章法为重。米芾得到褚遂良临《兰亭序》真迹，裁切成袖珍小册（卷），乃知续凫截鹤，有取长补短的作用。虽然这样做略改《兰亭序》原帖之章法，却更适合临摹和创作，并不是无益的。长卷本董其昌临《褚遂良摹兰亭序》书写于万历甲寅中秋的（四十二年，1614）的董其昌所临《兰亭序》卷，似乎更是将“海宁陈氏藏本”（或《渤海藏真帖》）之米芾藏“褚摹兰亭真迹”的“半行”章法发挥到了极致，因书写长卷，其每行多者四字，少则三字，其后跋再次题此心得：“兰亭叙以行款为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迹割截成袖珍帖，乃知续凫截鹤皆不为害”与其说是一种“事出有因”，或者叫知行合一的实践行为，更不如说是董其昌自我创新、自我陶醉、自信满满的一种创作方式。何惠鉴在《董其昌对历史和艺术的超越》一文中指出：“过分相信董其昌绘画中的自跋会有危险，因为这些题跋常是为写赠给一幅旧画的新主人而在事后加上去的，所以在感情上已与那幅山水画创作当时，原有的文人内涵相去甚远。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董氏再三的告诫：他的许多题跋，尤其是题诗，‘不必与景合’。有些时候，这种自白似乎是在暗示他想在图像与文字之中隐藏某些东西。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董氏的题跋可能极其忠实于（虽说在视觉上并不总那么可信）他对画中事情、时间、地点的描述或暗示——‘但以意取，不问真似’”。同样道理，其书法之后的题跋或者也带有深意和目的性。《壮陶阁书画录》卷二十一《唐拓怀仁集字本兰亭袖珍册》载董其昌数跋：余每至禊日（三月三日）写《兰亭》，先将此帖展看，所得不少。《容台集》有一段无纪年的文字，董其昌把自己和曾大量临习《兰亭》的赵孟頫作了个比较：子昂背临《兰亭帖》与石本无不肖似，计所见亦及数十本矣。余所书《禊帖》，生平不能十本有奇。《书种堂续帖六卷》，卷一刻有董其昌《缩临兰亭叙二种》，董其昌跋为：又第二本。因书兰亭叙有脱误，再书一本正之，都不临帖，乃以势取之耳。1614年左右，董在自己所书的《兰亭》临本后跋曰：随手书《禊帖》，乃脱数字，此不常临写所致。在《容台集》另一段无纪年的文字后，董其昌又把自己和赵孟頫作了比较，声称自己平生从未完整地临《兰亭》一过。而对赵惊人的勤奋，董其昌似乎有些不以为然。原文如下：赵文敏临《禊帖》无虑数百本，即余所见亦至夥矣。余所临，生平不能终篇。然使如文敏多书，或有入处。董其昌有《临兰亭诗序》，其跋文：赵吴兴临《禊帖》，散在人间至多。余所见亦不下数十本。宋高宗以唐摹《兰亭》赐太子，云写五百本，方可别更他本。章子厚日临《兰亭序》一本，古之学书者，其功力如此。余平生不能临十余本，虽于《禊帖》聚讼处，稍解其会，终不胜手涩。颜清臣云：“资性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正谓此也。董其昌识。如果只读第一段跋语之“余每至禊日（三月三日）写《兰亭》”和最后一段跋语“余平生不能临十余本”，我们可能会被董其昌这种前后矛盾弄得一头雾水，但是，董其昌之后的研究表明，对于赵孟頫，董其昌有一种对立或者说是超越的心结。此长卷本临《兰亭序》，书写于绢本之上，创作于1614年，正值董其昌60寿辰之年。与本卷风格近似者有董其昌于1609年所书，今藏故宫博物院之《岳阳楼记》；于1612年所作，今藏上海博物馆之临米芾《天马赋》等等，此皆为长卷，较为难得。书此卷时，董其昌笔法融合颜真卿、王羲之、以及多用米芾之法，《石渠宝笈》卷二十八《明董其昌诗词手稿一册》，款云：己酉（1609）以后诗词，皆以米南宫（米芾）行楷书之。或者，董其昌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最后，让我们再来谈一下1614年的这卷大字《兰亭》临本。本卷“书于铁瓮城舟次，甲寅中秋（1614）”，应比《书种堂续帖六卷》刻帖之《缩临兰亭叙二种》晚五个月。董其昌在不同时刻，不同形式中皆跋同样的感悟，虽然是他书画创作中一种重复，但这种感悟如上文所述，应该有他本身的用意。董其昌的这卷《兰亭》临本并未对“海宁陈氏藏本”亦步亦趋（这点我们可以比较“渤海藏塌本”）。此卷中的结字用笔都毫无疑问地带有董其昌本人的书法特色。虽然如此，《兰亭》的影响仍随处可见。但这种影响不仅是“海宁陈氏藏本”的，而是综合性的《兰亭）影响，它来自所有董其昌所见过、研究过的《兰亭》。比如，他从未提起“兰亭八柱”第二的“褚摹兰亭”，但是，董其昌一定见过它，而这卷兰亭八柱第二的“褚摹兰亭”与冯承素“神龙本”兰亭也正是项元汴的旧藏。这卷“褚摹兰亭”是极少将《兰亭序》书写为“快然自足”，绝大部分传本为“怏然自足”，本卷董其昌大字临《兰亭序》亦书写为“快然自足”。另外，遵循着“海宁陈氏藏本”，董其昌从“领字从山本”除了将写“领”继续强化为“岭”以外，也有其他比较明显的变化。比如“海宁陈氏藏本”之第十六行之“当”字，董其昌直接以草书“当”字代替，而非区别于其他“领字从山本”的“當”字“口”这个部件转为“フ”。第十三行之“相”字，也无异常处，并没有以一小点来代替此字最后一横。“次”字左偏旁也写为两点水，而非三点。如果不是《兰亭》传本的图像和文本传承作对比，我们可能会认为董其昌是在以自己的书写风格自运而非临帖。但实际上《兰亭》一直在董其昌的脑际，他只是融会贯通，自写自法。尽管如此，这一卷兰亭的书写节奏和韵律却完全是董其昌的，或三字，或四字，在董的临本中却安排得字距适当；每行的起止也很自然，并不刻意保留原本二十八行的布局（行数远过于“半行本”的“海宁陈氏藏本”）。在临《兰亭》时，董其昌适意而行，时而取其形，时而求其神，时而随意自运。也就再次呼应了其感悟“乃知续凫截鹤皆不为害”！书此卷同日，董其昌亦为董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所摹勒《书种堂帖六卷》题跋：“有客谓余曰：公赝书满海内，世无照魔镜。谁为公辨黎丘?余曰：宋时李营丘画绝少真迹，人欲作无李论。米元章见伪者三百本，真者二本。安见三百本能掩二本哉？余每书辄今族子镐摹之，岁久积成六卷，命之曰书种堂帖，因为题此。甲寅中秋日，董其昌识。”《书种堂帖六卷》第一卷记有《董其昌小字仿褚遂良兰亭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题跋曰：“余书兰亭皆以意背临，未尝对古刻，一似抚无弦琴者。觉尤延之（尤袤）诸君子葛藤多事耳。壬子（1612）九月廿四日”。这是何等的自信！《董其昌系年》所记：“（万历甲寅，1614）秋。八月十五日，董其昌写《书种堂帖》行世。九月，赴京口送友人杨鹤上任，并续绘《仿惠崇小景册》。《善本碑帖录》卷四《宋元明刻丛帖•明书种堂帖》，载‘董其昌书’，‘明万历甲寅八月中秋日，华亭董镐勒成’。按：董镐为董其昌侄孙。据上书载，此帖六卷。一，《兰亭》《黄庭》《乐志论》等。二，《魏文帝自叙》，仿赵孟頫书。三，《养生论》《舞鹤赋》。四，《琵琶行》《别赋》。五，《月赋》《雪赋》。六，《太玄赋》宝鼎斋杂书”。根据上文，《董其昌系年》“八月十五日，董其昌写《书种堂帖》行世”应为题跋，而非“写”六卷。值得注意的是，本卷所钤印章“董其昌印”与“太史氏”二枚，后者为常用印，前者较为少用，可资参考的是北京故宫所藏董其昌于万历乙卯（1615）书《八林引卷》所用印章，以及台北故宫这件1618年《明董其昌临禇遂良兰亭叙一册》之题跋“戊午二月廿日临褚摹兰亭真迹，董其昌”下用印“董其昌印”一致，这应该是冥冥之中确认真迹的官方指称吧。参考书目及论文：1、徐邦达《古代书画过眼要录》。2、王连起《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3、李慧闻《董其昌所见所评唐临摹本<兰亭序>及其1618年赠人的一本<兰亭>：关于鉴定学的一项个案研究》。4、何惠鉴在《董其昌对历史和艺术的超越》。5、陈一梅《董其昌与<兰亭序>》。本文多次引用上述文章结论，再次致谢！